广西玉林公务员热点：升迁前后成病症高发节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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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从事了30多年这方面临床治疗与研究的许毅来说，他深知抑郁症患者，尤其是官员的心理。有时走在街上，看到有点面熟但一时想不起名字的人，许毅一般会远远躲开，以免与其打招呼。“他身边的朋友一定会怀疑，你怎么会认识精神科大夫?这会让对方尤为尴尬。”

　　抑郁症不同于其他的病，尤其是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他们会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从没听说身边有哪位同事患上了抑郁症，只听说有领导提过自己睡眠不好，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一位公务员说，在官场中，“抑郁症”这三个字是绝对的禁词，没有人会主动提，甚至私下打听也犯忌讳。“因为组织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赵国秋强调说。

　　赵国秋和许毅都表示，治疗抑郁症并不难，最大的难题是患者没有勇气来找医生，病耻感特别严重，“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许毅说。

　　升迁前后

　　成病症高发节点

　　近几年，赵国秋也一直在总结诱发官员抑郁症的原因。他认为，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而许毅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赵国秋诊治的病例中，有一位是中部某省的监狱长，在监狱干了大半辈子，见过形形色色的犯人，也见证了一些不公平。他私下里告诉赵国秋，“在监狱里，同等犯罪情况下，官员立功、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会有更多的机会。”

　　监狱的收、住、出三个环节都存在不公平，监狱长看多了，形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竟然患上重度抑郁症。很快，新任监狱长就上任了。如今年近六旬的他，经常到湖边钓鱼，过得很安静。

　　赵国秋对此解释说，在监狱工作的公务员，身体上和犯人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思想上又不允许有过多交流，这就容易导致狱警“情感叙述障碍”。

　　“抑郁症是一种普适性精神疾病，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可能发生，它并不是一种富贵病。”赵国秋认为，“转型社会，经济多元导致价值多元，多元价值一定会引起内心矛盾和冲突的增加，使得心理问题发生的概率上升。抑郁症在官员这一特殊群体中，确实是易发、高发。”

　　有一件事让赵国秋难过至今。去年，南方某市一官员患重度抑郁症，已经提前挂好了他的专家门诊，当医生再向患者电话通知具体诊疗时间时，官员的妻子哭着说：“昨天人都已经死了，还看什么医生啊?”

　　第二天，赵国秋从电视上看到一则官员因抑郁症跳楼自杀的新闻，正是这位官员。这让赵国秋很懊悔。

　　“认知结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调整，个人目标要合理设定，处理好人际关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压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要适应社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官员预防抑郁症的重要措施。”赵国秋总结。

　　就在5月份，赵国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65位中国工商银行二级分行的行长系统地做了情绪压力管理与幸福指数解读的报告。

　　赵国秋近年到全国各地讲授心理公开课的次数越来越多，“最近两年，不下百场，上至省里，下至街道的都有。”赵国秋心理公开课的火爆，或许跟浙江省政府的重视有关。

　　从国家层面而言，“5·12”汶川地震后，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精神卫生救济开始起步。然而官员抑郁症群体的调查研究及早期干预，还鲜有涉及。在全国，像浙江这样重视的地方并不多见。

　　虽然对官员的心理调研和干预已经推行了六七年，但具体数据和结果官方一直讳莫如深。这就像是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外面和内在的禁忌，同时阻碍着这个隐秘而又被公众关注的群体出现在阳光下。“甚至有些官员已经或正在准备跳出体制，摆脱可能导致心理问题的环境。”赵国秋说。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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